从而，尽管原则上享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受行政行为的拘束，可对行政行为的法律与事实两个层面进行全面审查，但在法规范设定的形成、裁量、评价余地以及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的情形下，也可例外地承认行政行为可以拘束法院。
二、行政行为构成要件效力的形成 构成要件效力最初仅指民事判决所具有的法效果，随后为行政行为模仿和借鉴，从而成为行政行为的法效果。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复议机关有权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
也就是说，即使行政行为存在瑕疵，也得承认行政行为对法院具有拘束效果，法院不得在民事诉讼中对行政行为的效力进行争议。[2]由于相关行政程序法规定付之阙如，故而我国对行政行为效力的探讨主要委诸理论。[52] Vgl.Adolf Rebler, Zur Tatbestandswirkung und Festellungswirkung von (rechtswidrigen) Verwaltungsakten, DVBl 20(2017),S.1279; Kopp/Ramsauer (Fn.28),§ 43,Rdn.23. [53] BVerwGE 60, 111(117). [54] BVerfGE 10, 264(267). [55] Vgl.Jannis Broscheit (Fn.36),S.90;Daniela Schroeder, Bindungswirkungen von Entscheidungen nach Art. 249 EG im Vergleich zu denen von Verwaltungsakten nach deutschem Recht,2016,S.285 f;Daniela Schroeder, Zur Dogmatik der Bindungswirkungen von Verwaltungsakten, DÖV 6(2009),S.224;Paul Kirchhof, Der bestandskräftige Steuerbescheid im Steuerverfahren und im Steuerstrafverfahren, NJW 1985, 2977(2983);Franz Knöpfle (Fn.22),S.225; BVerwG, Beschluss vom 25.06.2007 - 4 BN 17.07;VG Hamburg NJOZ 2010, 2476(2477); BauR 2007, 1712;BVerwGE 117,351(355) = NVwZ 2003, 742(743).也有少数学者否认第43条作为规范依据，Vgl.Stephan Becker, Die Bindungswirkung von Verwaltungsakten im Schnittpunkt von Handlungsformenlehre und materiellem öffentlichen Recht: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des gestuften Verfahrens im Atom- und Immissionsschutzrecht,1997, S.83 f. 对于这两个条款作为构成要件效力规范依据的相关质疑与批评，也可参见詹祐维：《行政处分对行政机关及行政法院的拘束效力——兼论行政处分构成要件效力》，台湾大学法律学院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9-72页。为此需要判断理论和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承认行政行为对审理民事诉讼的法院具有拘束效果。[86] 本文所采取的是广义形成性（狭义形成性行政行为与命令性行政行为）与确认性行政行为的二分法，也有形成性、命令性和确认性行政行为的三分法。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聊城市柳园供销公司法人资格认定问题的复函》则承认法院受生效行政行为的拘束。[44]另一方面，权力分立还需考虑不同国家组织在任务分配上的差异性，从而实现任务分配的适当化与最佳化。[20]这场论战实际上代表了德国新旧思潮在具体问题上的撞击。
在因此，特别需要反思的问题是在于，如果历史法学的方法在私法与公法领域的影响殊异，那么，在宪法学理论中是否仍然应当接纳，以及派能否以及如何是否应当使其在在公法中发挥出类似于私法领域中的学科塑造力？本文的任务就在于尝试对该问题加以厘清，以扫除学界在历史法学派方法论的继受上的盲区，进而影响其作为理论借鉴对象的针对性。他在此阐发的经典解释方法，归根到底是以法的确定性为基础的主观解释。同早期耶林一样，格贝尔（Carl Friedrich von Gerber）也主张一种建构的法学方法（Konstruktivismus）, [13]通过体系的和逻辑的建构，把历史性的东西从法学素材中剥离，只保留分析和纯粹的法学因素，特别是把国家法和政治叙述从私法中清理出去。至此，国家法的历史主义虽然没有彻底完结，但其学派边界已经与自由法学派难以区分，其部分功能也被新兴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等取代。
[17]此在艾希霍恩之后，历史法学的日耳曼法学派（Germanistik）在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贝斯勒（Gerog Beseler，1809-1888）的带领下经历了一个政治化与概念提升的过程。[11]在他分卷出版的鸿篇巨制《德意志帝国国家法》中，法律秩序被视为推向自然秩序的终极形态最强音。
因此，站在历史立场上理解的法，它的全部内容是取决于国族的全部过去，而非通过任意而偶然形成的，它产生于国族本身及其历史的深层本质。最终造成的结果是，萨维尼的学说继承者们各有侧重地选择了其中一端。它们在德国的私法和公法领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后果。在20世纪的前20年，国家法实证主义与政治事业的联合显得越来越瞩目。
实际上，在德国公法领域，历史法学派的两股支流之间的相互碰撞产生了与在私法领域迥异的后果，其中的实证主义端引发的形式主义主义倾向的泛滥甚至在德国公法的实践中酝酿出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危机。而其历史主义一端则经由艾希霍恩（Eichhorn）、基尔克（Otto von Gierke）的日耳曼法学派的发展，及至延伸到现代法律社会学的领域如艾利希（Ehrlich）的自由法学。[8] 三、从私法到公法领域的范式转换——格贝尔和拉班德 在我们直面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公法领域的交锋之前，有必要首先了解实证主义从私法到公法的领域扩张。这一点在魏玛共和国宪法法院对宪法规范的解释上体现得再清楚不过了。
[19]在基尔克看来，这是一场极具意义的法学方法的辩论。历史不再是单纯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事件汇总，而是通向我们自身处境的真正知识的唯一路径。
[12]457 在此基础上的德国公法的实证主义表现出概念法学的特征，延续了自萨维尼以来，经普赫塔和早期耶林而得以发扬的概念法学传统。摘要: 自萨维尼以降，历史法学派实际上分裂成两个在方法论上针锋相对的流向：罗马法学派和日耳曼法学派。
然而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几乎在一开始就走向分裂并非偶然。现代化发展在德国所引发的青年运动和改革运动也属于这个大阵营，以摆脱19世纪以来的固有阶层。四、来自历史法学方法的批评——基尔克与拉班德的交锋 从19世纪最后几十年直到到上个世纪之交，虽然是拉班德在公法学独步天下的时代，但彼时的德国宪政国家法学说并非是所谓的实证主义荒漠，拉班德的实证主义并没有完全也无法抹杀其他见解。文章来源：《学术交流》2019年第2期。法作为民族或共同体的自我理解的外化形式更是如此。[5]314然而，历史法学派虽然以历史命名，却并不是以历史方法作为唯一主张。
[4]他强调客观制定法优先，法官的作用在于解释法律，而并非对法律进行附加和再造。原先的公法研究对象德意志一般国家法随着帝国的建立终于获得了坚实的国家政权基础转化为帝国国家法。
[11] 19世纪后半段，以萨维尼弟子普赫塔、温德夏特为代表的罗马法典学（Pandekten）在正在引领私法领域内的方法主流，而当时的德意志国家的国家法和行政法概况表明，由于现实政治条件的不足，各个邦国的公法理论中仍然充斥着空洞无力的素材和陈词滥调的理论，宪法的社会环境还没有成熟，公法学术远没有达到私法领域的繁荣盛景。任何溢出立法者意志之外的法律目的和法律意义因超出法律界限而禁止。
[21]1113通过实证主义所表现的罗马法人格构建无法理解法的理念（Rechtsidee），而且阻碍法治国的实现（Rechtsstaat）。然而这一限制从来没有得到真正有力的辩护。
他致力通过仿造（Analogiebildung）和反证（Umkehrschlüsse）将分散的实在法素材整合成概念和原则体系，以便对实在法进行重构和解释，意图撇清与道德、政治和历史以及其他东西的千丝万缕的实质性关关联系，从而找到某种程度上坚实可靠的、没有缺陷漏洞的确定的实在法体系，以建立一个纯净的科学的法学。[12]617这是他最成功的地方，也注定是他最失败的地方。整个十九世纪由萨维尼、艾希霍恩和格林等阐发的法的历史本质（geschichtliche Wesen des Rechts），并不是给世界提供新的理论构建体系，而是给世界打开了真相。我国学界自沈宗灵教授于1980年发表的首次介绍德国历史法学派的文章以来，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围绕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产生、发展、任务、功绩等等，累积了大量中文研究文献。
不同于萨维尼的二维立场，艾希霍恩，直指指出历史对于德国法律科学重要性。法律只能在历史中存在和发展，在历史中被发现，与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无关。
属于历史法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它却宣告着由凯尔森、施米特引领的德国公法方法论争最盛大的历史时刻即将来临。尽管早在萨维尼的第一代弟子普赫塔那里，通过概念的金字塔和概念的谱系学最终将法简化成法规范和法概念，概念法学（Begriffsjurisprudenz）的实证主义思潮在私法领域风头强劲，当这场方法论的胜利终于从私法领域漫延到公法领域的时候，给德意志公法理论带来了改天换日巨大的震动。
最早提出把国家视为法人的是哥廷根的公法学家阿尔布雷希特（Wilhelm Eduard Albrecht）。3. 两条理论脉络的各自发展 由上可知，萨维尼的历史法学原本包含了体系（逻辑）与历史（有机）两方面的因素，然而他未能清楚地厘清两者的关系以及彼此在方法论上结合的具体方式，特别是他对于历史方法的介绍主要集中在包括《历史法学》发刊词、《当代立法和法学的任务》等一系列纲领性文章中，缺乏系统有力论证，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影响不及概念-体系的思想。
当自从萨维尼为德国法学提出一个包罗万象、复杂深邃的法学任务以后以来，整个19世纪的德国法学理论整体构建随即围绕着历史法学派而展开。这件为帝国法学所作的最后嫁衣，不过是从外部把一堆观点和零件七拼八凑粘贴起来的。实证主义方法在私法领域的成功是公法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因为公法必须保留价值的空间，实证主义在公法领域中的失败是必然的。至此，德国公法在方法上的范式转换宣告大获完成成功。
因此把他和胡果一样归为早期实证主义者应当不为过。[24]113经典的国家法实证主义的最大诉求是，即一个不寻求历史、哲学或政治论证的法律体系，[25]61-62法律因素与所有非法律因素彻底分离，以及通过逻辑的概念在公法中建造类似于私法的独立性和科学性。
根据弗朗茨·维埃克的理解，这种初衷与结果背道而驰的局面虽然是在萨维尼去世后学派分裂成罗马法学派和日耳曼法学派才出现的，[6]12但在萨维尼本人那里早就埋下了最初的种子。其实质上是一种历史相对主义，一般而言指的是一切思想的历史决定性，强调历史法则对于理论规则的优先性，主张事实先于理论。
而同是普赫塔的学生耶林，受到当时盛行的自然主义的影响，曾经在早期主张过建构的法学方法，[9] 但是这个方法经历了短暂的昙花一现之后，甚至遭到了他本人的揶揄而放弃了。然而这一次，公法法学方法向实证主义的转变势在必行。